日本的“新村”在中国颇有些名气，至今还常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文字里。我去日本前，以为它早已消失，和武者小路实笃的逝去一同逝去了。不料在东京友人那里，不断听到它的名字，才知道“新村”还存在着，不像中国的“人民公社”，已成历史的旧迹了。我对“新村”的点点兴趣，说起来是缘于周作人。1919年5月，周氏得到东京“新村”支部函，邀其访问。7月7日，他由武者小路实笃陪同，在“新村”所在的石河内村住了多日，不久周氏便把《访日本新村记》登在《新潮》杂志上，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连青年毛泽东也被此感染，还亲自到八道湾拜访过周氏。现代中国农村的乌托邦之梦，最初是与“新村”的名字有些瓜葛的。如果有人对苏联的“集体农庄”与日本的“新村”做一个比较，看它们对中国的影响，当会引出许多话题的。
“新村”是一个松散的组织，村庄的工作与生活都处于一种自由、平等的状态，过着“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的生活，很有一点卡尔·马克思的幻影。1920年6月，周作人在《晨报》上撰文介绍说：
他们现在的生活，因为物质力的缺乏的缘故，很是简陋，看来或有很像中国古代的隐逸，———虽然这些详细的生活情形，我们是毫不知道，———但那精神完全是新村的，具体而微，却又极鲜明确定的，互助与独立的生活。———他们相信人如不互相帮助，不能得幸福的生活，决不是可以跳出社会，去过荒岛的生活的。他们又相信只要不与人类的意志———社会进化的法则相违反，人的个性是应该自由发展的。这种生活的可能，他们想用了自己实行的例来证明他。这件事可以说有了几分的成功，安全的生活的确定，还要略等时间的经过，其余试验的成效多是很好。他们每天工作，现在暂定八小时，但因了自己的特别的原因，多少也自由的。工作是分工的，现在只是农作，但不是如孟子所说的并耕。他们不预备在璀经济制度底下，和资本的组织去角逐，所以不必要的剧烈劳动，在男子也努力免去。在女子更无法去做的必要。他们主张“男人做男的事，女人做女的事”，但这也不过是各尽所能，不是什么阶级。村里没有行政司法等组织，也没有规定的法律训条，只以互相尊重个性为限，都可以自由言动。每月第一日开一次会，商量本月应行的事项，总以大家了理容纳为定，不取多数决的办法，男女交际与恋爱是自由的，但结合是希望永久的，不得已的分离，当然是正当的例外。
日本的“新村”，是自愿形成的，似乎没有外力的强迫，它能延至今日，我以为与日本的国民性，有一点原因。周氏说他从中看到了健康的人的生活，其实也是日本民俗中另一种力量使然。其实日本人对这类组织并不新奇，好像是民风的一种，平和、自然的生活，在他们看来是天然的存在，丝毫没有什么特别。类似的社会形态，还有多个呢。
我在日本的十几天，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“鼓童村”。“鼓童村”位于佐渡岛，是个很意思的地方。村中的社员只有45人，都是从东京等大城市来的。佐渡岛为日本一个很有野趣的岛，从新泻市开船，近三个小时方可到达。该岛曾是政治犯的流放地，连大名鼎鼎的顺德天皇，当年也曾流放于此。本世纪70年代以前，此地大约只因一些历史名胜而有名气，日本的现代化似乎与其无关。但自1971起，一批从东京远道而来的青年聚集于此，成立了“鼓童村。自此名气大振，如今，鼓童的名字和佐渡岛几乎是同义词了。
“鼓童村”的形式很像武者小路实笃当年创建的“新村”，社员大多是中青年。他们的组织结构很松散，没有什么权威化的领导。大家别离大都市，在这片荒岛上建立家业，很有点“自我流放”的意味。我和社员们接触的那几天，一直被新奇的精神吸引着。他们较为清贫，但每日在一起研究艺术时，十分投入。导演是轮流的，每个导演在指挥排练时，首先听取演员的意见，综合大家的智慧，形成共识。“鼓童村”的社员均以打鼓为业，他们敲打的鼓，形式多致，有上百种之多。但枯燥的敲鼓艺术，在他们那里极富变化，仿佛一部交响曲，在涌动着多致的意象。社员们是凭着一种朴素而庄重的情感聚在一起的，日子过得宁静而丰富。他们像一群信徒，专注于艺术演练，真正是心灵与上苍交流，现代化的嘈杂、纷乱、恐怖，在这里被原始的、纯然的精神代替了。我看他们的表演，不知怎么，就想起周作人的感叹。
我住的地方，是“鼓童村”的一角，家家户户是不上锁的。负责事务工作的青木孝夫是位中年男子，他开着车带我和几位朋友在外面转，使我对佐渡岛风情很有兴趣。这里的人很安于乡野的平淡，彼此相处和睦，像个大家庭。青木孝夫说，当年自己从东京跑到岛上时，家人都很反对，百思不得其解。那原因是没有收入，太苦，何苦来呢？但20年过去，东京的人却羡慕起青木来，觉得他才算是过上了一种人的生活，这个转变，也是日本社会心态的一种折射吧？
从大都市到荒岛，是对现代文明的逃避，很有一点童话色彩。陶潜的诗就说过隐逸之趣，那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一群人组成合作社，在一起生活，是否有一种约束？是什么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？一位叫山口斡文的朋友告诉我：他们没有统一的思想，也没有强力压迫他们，强制社员去什么。如果有人和集体产生了分歧，首先是集体坐下来讨论，检讨一下是否是这个集体出现了问题，如果不是，那位持不同意见的人，可以凭自愿，或贸下，或出走，是十分随便的。我听了此话十分惊讶，觉得中国人似乎不能这样，我们天性里，好像有一个权威来管自己。日本的民众，内心有神圣的东西，这东西把人们联系起来，团结合作得很好。现在的许多地方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实在非思想工作使然。在民族文化的气脉上，中日两国是毫不相同的。这一句话，周作人当年说过，如今想来，是深得要义的。
“鼓童村”的住房都是木结构、典型的传统风格。他们吃得十分简单，食堂是一饭一菜，没有太多的油水。这里的人似乎都很节制，不像都市那么奢侈。村子的四周古木参天，不时可听到大海的涛声。住在这里，一切都变得简单、明了。但心灵却慢慢地在扩大，把人与神习合起来，那感受，我在此前是从未有过的。
东京大学的刈间文俊教授和旅日作家靳飞，一直陪同我住在佐渡岛，夜晚和他们讨论“鼓童”时，他们提出了“亚洲传统”的概念。刈间文俊是一直宣传“鼓童”的学者，他认为“鼓童”代表了亚洲的新精神，这种精神，和欧美不同，带有东方的神异色彩，它既不是学院教条和知识分子冲动的产物，也不是国家政客的附属物。“鼓童”完全是民间的、自发的存在，它呈现出现代青年对都市化的反抗和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反抗。人们自愿地结合起来，将个体生命与集体精神融为一体，而集体精神又最大限度地允许个人潜能的释放，这对现代人类，多少是个启示。我觉得这个启示，比“桃花园”传统，多了更人道的东西。
我和“鼓童村”的友人聊天时，问他们知道“新村”否？竟没有几个人晓得。这很令我吃惊。但他们的作风、习性，与武者小路实笃的精神是多么相近！我相信这是日本国民内心某种天然的东西，殊途同归，原本并不需要别的沟通。一百年来，日本人在乡野间的试验，是有同一种意志在起作用的。
鲁迅当年在日本，曾提出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问题，我想一定缘于日本民族心理的启发。鲁夫子一生，在文章中表扬日本文化的地方不多，但他的日本朋友，要多于周作人。周作人既写过骂日本的文章，也发表过许多赞美大和民族的短文，我想那其中的态度，和鲁迅亦有相近之处。在日本的时候，我常常在思考周氏兄弟思想的来源，其中有一点，印象颇深。我以为日本民俗的人情美，大概是感化过周氏兄弟的。这些或许是启发二周的无声的力量。日本民族在根本上有神性的地方。能乐、歌舞妓、浮世绘等，都能看到这一点。周作人曾说，要了解日本，仅从艺术上，往往事倍功半，不得要领。而从宗教和国民情感中，方可看出真义。周氏有一句经典的话，我以为至今仍然适用，就是“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，日本则集中于神，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，了解日本须得了解宗教”。近世中国与日本交恶，至今难以沟通，乃是彼此于风俗、宗教中下力气者殊少。中日学者间的交流，表层幻相过多，深入到民族情感深处者寥寥无几。日本人身上的神性，一旦和尚武传统与国家主义联系起来，则是可怕的东西。但剥离开这些，又很有朗健的色泽。“鼓童村”的生活，就没有国家主义的东西，让人很觉可爱。社员们在日本生活中，处处呈现出神性的庄重感，这在中国，是不可思议的。鲁迅当年认为中国人的灵魂出了问题，我以为恰是这种神性的欠缺，和现代理性的匮乏。在鬼气十足和世俗化泛滥的地方，要像日本那样培育起现代理性，恐怕还要有漫长的道路。
话题好像扯远了，还是谈谈鼓童的表演吧。鼓童的艺术演出，很值得一看。在空旷的舞台上，他们打击着不同的鼓，有弱有强，时高时低；有山间小溪的流动，亦见大海的狂涛巨浪；心灵与远逝的灵魂在此攀谈着，也可感受到神仙的飘荡之气。鼓声里有传说、神话，也流动着现代人的寓言。击鼓的动作富于变化，大鼓、中鼓、小鼓、小小鼓，处理方式很有能乐特点，或说阳刚之力在起作用。你会觉得鼓童把生命的一切都幻化到其中，那里有他们的爱欲，他们的神往。我从未料到鼓声还能分解出如此丰富的意象，这种意象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惟有西洋的音乐，才能表达。但佐渡岛的鼓童们，做到了这一点。难怪他们在欧美演出时，获得轰动，我觉得鼓童们把东方神秘主义传统，现代化了。
2000年11月19日于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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